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降至6.9%，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少有的低增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因应之道成了热词。从相关研究来看，不同研究者的药方虽有异，但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则是一致的，认为人力资本是引领新常态的重要增长源泉，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依托。

　　为什么要选择人力资本？根据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以来，时代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大大提高。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几乎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孪生兄弟，其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为多数研究所证实。譬如，《2014年世界劳工报告》显示，1991-2011年，人力资本占据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11%。

　　传统上，经济增长通常被分解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三大部分。由于资本遵从边际报酬递减率，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增长将不可持续，这是20世纪90年代辩争“东亚奇迹”的一大缘由。当年质疑“东亚奇迹”的学者可能是没有看到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巨量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能在一定程度上冲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率的影响。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型，以往基于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已为明日黄花。

　　一些预测显示，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30年左右消失殆尽。事实上，自前些年进入刘易斯转折期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便在不断消退。当下及未来的一大任务便是努力构建人力资本红利，题中之义即为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教育、培训和健康业，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完善要素流动体制机制。

　　任重而道远。从数据来看，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仅占16%，其中研究生及以上人员只有0.5%。我们的教育型人力资本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连一些新兴经济体也赶不上。通过比较36个新兴经济体25岁以上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落在俄罗斯、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南非、古巴、马来西亚、罗马尼亚等国之后。显然，我国亟需加快教育型人力资本的积累。

　　营养、健康与医疗则是健康型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微观调查数据的日渐丰富，国内的实证文献也与日俱增。据研究，营养、健康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不仅能提升劳动者个体效率，还能缓解贫困问题，对长期经济增长甚为有利。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已从2004年的1293.58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9545.81亿元，10年净增6倍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由2004年的75.2%上升到2013年的98.7%，年均递增两个多百分点；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已从2004年的35人增加到2013年的53人。毋庸置疑，我国民生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作为众民大国，在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时，我们的健康型人力资本还需快速积累，尤其要注意平衡。毕竟，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差距甚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投入长期不足，需求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以2013年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为例。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为3234.12元，农村仅为1274.44元；城市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为92人，农村仅为36人；城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为73.58张，农村仅为33.45张，城市是农村的两倍多。

　　总而言之，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是应对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必由之路，是增长动力转型的重要“抓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积累只是人力资本的一方面，事实上，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如果未能配置好其拥有的人力资源，那么即便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增长绩效也会乏善可陈。如果人力资本按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合理配置，那么经济绩效就会大为不同。

　　从人力资本文献来看，既往研究过于偏重积累，对人力资本配置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经济学家疾呼要“更充分有效地利用手里的资源”，尽管不乏“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但鲜有经济学家专门探讨人力资本错配问题。一个新近的例子是，芝加哥大学谢长泰教授探讨了美国人才配置情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才配置效率的改善。

　　那么，中国人力资本的配置情况又是怎样的？从2014年分行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来看，农林牧渔就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仅有0.88%；制造业就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仅占14.6%；房地产就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占比3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占比40.6%；金融业就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的比重高达60.3%；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的比重高达64.7%。可见，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远远低于垄断性行业、金融业和公务部门。

　　就财富创造而言，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垄断租金，公务部门自身不参与生产活动，属于分利部门。既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优质人力资本沉淀在这些部门，而农林牧渔和制造业高层次人才的比例却如此偏低？原因也许在于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直观地说，人往高处走，行业间的相对报酬差异是导致高层次人才堆积在特定部门的一大诱因。例如，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制造业的23倍。在此情境下，一些研究生宁愿去银行从事数钞票的工作，也不愿去从事实业。固然，金融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对较高，但也并非所有岗位都这样。从实证结果来看，中国若能消除资源错配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将能提升。可见，资源错配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一言以蔽之，对于人力资本，我们不能重积累轻配置，而需双管齐下，在加快积累的同时也要不断优化配置，以提升效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