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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经济稳定增长路径 依托创新提升发展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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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2-10 09:11:37
政策调整应着重在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提升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真正发挥并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促进作用，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发展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的战略转型。
实践也表明，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道路。因此，要把握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通过健全和完善市场法制秩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基金在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激发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会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要加强政策上的前瞻性指引，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在当前，尤其要着力引导企业家预期，提升企业家信心。
董积生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当前也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对此，我国应深刻把握经济阶段性发展规律，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找准自己的增长路径，最大限度发挥潜在优势，实现经济平稳增长，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作为大型经济体，要立足国内市场，坚定不移地推动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的战略转型
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总量较大，并且出口替代效应递减时，经济增长应更多依赖于消费内需的拉动，而不是依靠投资—出口的发展方式。
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总量较大，并且出口替代效应递减时，经济增长应更多依赖于消费内需的拉动，而不是依靠投资—出口的发展方式。如果继续依赖投资—出口增长方式，那么经济增长不仅将受制于外部环境，产生较大的波动，而且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也将培育不足，国际竞争力难以得到有效持续提升。
譬如日本通过依靠对外贸易立国，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仍一直严重依赖外贸，日本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17.6%，一路下滑至当前的6%左右，国际竞争力弱化。反观经济驱动主要依靠消费内需的美国，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20%以上。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较大，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2.74%，上升到当前的近16%，经济发展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第二产业产能面临结构性过剩，需要对产业进行深刻调整，大规模基建投资趋于放缓，近年来对外贸易摩擦纷争显著增多。如果此时，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不仅会继续产生资源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会受制于全球市场波动。
尽管近年来在经济增长中，消费要素拉动的作用不断提升，自2015年以来甚至超过投资、净出口等要素，但是从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情况看，消费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稳定，只是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起主导作用。因此，政策调整应着重在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提升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真正发挥并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促进作用，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发展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的战略转型。
二、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基础性创新，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基金在创新中的作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品质
从历史经验上看，技术引进、改良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问题是无法培育出自主开拓发展的创新机制和能力，一旦技术引进红利消失，对经济后续发展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是致命的。
应该看到，经过不断努力，我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的排名不断上升，现已跻身到前二十名。以高铁、核电、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高端科技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但总体上看，我国的创新仍处于模仿创新、改良型创新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性前沿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及一些事关全局的共性关键技术创新方面还有不少差距，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仍然偏弱。在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鲜有中国因素。世界主要名牌产品、奢侈品牌，绝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标准”的稀缺，与目前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严重不相匹配。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必然受人钳制，一些鲜活的事例也给我国创新发展敲了警钟。
从历史经验看，技术引进、改良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且效果明显，但问题是无法培育出自主开拓发展的创新机制和能力。由于缺少原发性、开拓性创新，一旦技术引进红利消失，对经济后续发展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是致命的。而且实践也表明，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道路，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引领作用的高科技产业、高科技公司。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排名全球第二，经济若要再上台阶，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创造力。当今世界正处于信息技术革命全面渗透和深度应用大爆炸的前夜，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催生。由于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引领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国家很有可能就在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经济体中间产生。目前世界互联网巨头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和美国。因此，要把握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通过健全和完善市场法制秩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基金在创新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激发基础创新和原发创新，培育“中国标准”，发挥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三、加强政策引导，抑制资金“脱实向虚”，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投资虚拟化
美国、德国都是制造业大国，基本上都是通过立法、税费调节等手段，严格控制投资者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度投机行为。
从全球实践来看，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来自于技术和实业，而是来自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循环，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必然走向空心化和虚拟化，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
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量资本涌入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催生出巨大经济泡沫并破裂有关。日本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速增长，在泡沫破裂的90年代中期前夕，GDP大约增长了57倍，而同期的土地价格指数上涨了116倍，城市住宅土地价格指数上涨了122倍，均显著高于同期的GDP增速，“炒房”盛极一时。在1990年，日本生产性行业的贷款比重下降到25%，非生产性行业的贷款比重大大超过生产性行业。泡沫破灭是迟早的事。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仍陷入低迷的增长中，未能有效复苏。
美国、德国都是制造业大国，基本上都是通过立法、税费调节等手段，严格控制投资者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提出了“再工业化”计划。从数据统计看，从1975年至2007年，美国GDP增长了7.6倍，同期房屋价格指数上涨了5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远比日本平缓。
从我国情况来看，当前经济正处于调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内外部因素冲击下，确实也出现一些实体企业经营困难等现象。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我国要严格防范产业空心化、投资虚拟化等情况的发生。应通过完善法律、规范税费等方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资金“脱实向虚”，防止资产价格过度膨胀，演变成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
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转换政府职能，解决好政府管理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
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都是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所需要的。但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时机要得当，边界要合理，否则将适得其反。
从日、美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日本采取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将资源集中配置上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为经济奇迹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也出现了政府对经济过度规划、行政指导和干预等问题，使市场机制受到破坏、抑制和扭曲，导致市场竞争受阻，创新和经济活力受到束缚。反观美国，由于市场竞争充分，加上政府适时引导，美国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得到了有效支撑，“大而不倒”在美国并不是铁律。
对中国来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表明，市场化方向不可逆转，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应让市场扮演基础角色。直接调控经济的成本代价太大，有时还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转换政府职能，解决好政府管理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
五、稳妥推进金融市场化，加强国际间合作
对于转型期的金融市场化，既要持开放的态度，又要适时加强监管，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均要做好充分准备。
一国金融市场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无限制的，要结合国情稳妥推进。国际实践也不断表明，无论什么样的经济体，在经济体量、对外贸易量不断扩大，对全球影响增加时，都要学会并加强国际间合作。日本的经验教训很深刻。日本金融市场化只用了15年左右时间，由于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应对不足，为经济产生泡沫和风险埋下了巨大隐患。即便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化的进程也仅持续了近40年，直至于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通过。
中国已是大型经济体，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在扩大金融市场的同时，既要为海外资金进入创造便利化条件，同时更要汲取历史上日本、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短期内大幅开放金融市场，引发严重经济危机的教训。要加强国际间沟通和合作，防止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际势力借机投机炒作。在进一步推进经济金融市场化进程中，政策制定上需要大局观和前瞻性。对于转型期的金融市场化，既要持开放的态度，又要适时加强监管，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均要做好充分准备。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既不保守不进，也不操之过急，应水到渠成，顺其自然。
六、对经济杠杆去化要合理安排与处置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经济发展以间接融资为主，杠杆率上升有其必然的一面。因此，杠杆率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性过程，需要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债转股、债务期限置换等多种方式平稳去杠杆。
杠杆化是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但经济杠杆化要有度，特别是企业的负债要有度，债务负担过重会影响到企业生产、创造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与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但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很快。在2005年，我国的杠杆率为163%，到了2017年，上升至257%，尤其是居民的杠杆水平快速上攀，从2005年的17%，上升到当前的50%以上，已经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经济发展以间接融资为主，杠杆率上升有其必然的一面。因此，杠杆率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性过程，需要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债转股、债务期限置换等多种方式平稳去杠杆，不能一刀切。当然，去杠杆政策由“去”变“稳”后，也不能演变为“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要健全完善硬预算约束，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此外，在当前经济转型期，也应适当扩大中央部门的杠杆率。事实上，我国中央部门的杠杆率相当低，目前阶段仅在16%左右，可以通过适度加杠杆支持经济发展。
七、加强预期管理，促进社会各方形成较为合理的增长预期
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要加强政策上的前瞻性指引，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
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预期经济、信心经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政府过于乐观，对经济预期引导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在泡沫刚开始破裂时，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日本政府未能适时引导市场预期，安抚市场情绪，任由经济崩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一直低迷难见起色，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而美国经济能在危机中不断复苏，也与其进行周期性发展预期的前瞻性指引有关。
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宏观经济的常态调控应该加强预期管理，要充分把握大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避免认识上的偏差带来行为上的偏差。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要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要加强政策上的前瞻性指引，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在当前，尤其要着力引导企业家预期，提升企业家信心，通过引导企业家的预期来激活微观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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