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末期，无论是“人走了钱还在”，还是“人活着钱没了”，都会造成遗憾，但却是常态。对个人而言，攒多少钱才够养老，养老压力如何分担，都需要提前算账规划。
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今年11月，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开闸，养老第三支柱有望迎来拔足狂奔。然而，覆盖面如何扩大的问题、投资收益是否充足的问题，都将对个人养老金的成效形成约束。待第一波个人养老金开户潮过去后，下一步，如何寻求政府和市场的最大公约数，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两个家庭的养老账
送完父亲最后一程，李林拿着火化证明到镇上的银行注销账户，取消养老金户头、护理险资格，仿佛是抹去父亲留在这世上的痕迹，宣告生命终结，一切归零。
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李林发现了一个账本。账本记载着，父亲在55岁的时候准备了7万元的养老钱。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然而，7万元积蓄终究抵不过年老体衰来得快。父亲摔跤后几次进出医院，7万元就被手术费、医保外用药、康复保健等支出消耗得七七八八。李林替父亲销户的时候，银行账户余额只剩下两位数。
对于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人而言，生病后常会选择保守治疗，晚年生活也多是基于省钱的考量。李林父亲和很多农村老人一样，对人生收支平衡的计算，包括量入为出地过完最后的时间，不给子女增添负担。
在生命最后一年，李林父亲失去了自理能力，老家湖北省荆门市政府给父亲发放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护理费。有了这笔每月1200元的基本保障，母亲得以安心在家照料父亲，不再想着出去兼职赚钱。护理险给了没有退休金的李林父母切实的慰藉，也给了老人在生命尽头的尊严。
李林父亲走后，母亲随儿子搬到城里生活，对于自己养老安置的问题，显得更紧张了。她每月准时盯着202元新农保养老金的到账时间。一次，养老金划账的当天她没有查到，焦急地问李林，是不是因为手机号换了，影响了养老金发放？
无论多寡，退休金都是老人晚年生活的指望。在全国各地城镇化的进程中，更多农村老人随子女迁入城市养老，享受更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杨振为农村户籍的父母做了退休保障计划——帮他们在城里交养老保险。老两口分别52岁和53岁，今年在老家县城里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了养老保险。按计划，缴费满15年后，他们可以领取当地城镇职工养老金，享受拿退休金的生活。
杨振算了笔账。15年的缴费期，总共投入20万元左右，退休后二人每月合计可以领取2500元左右的养老金。算下来，二老需要到75岁左右才可以拿回“本金”。在杨振看来，这个“投入产出比”并不明显，但为了让父母老了可以享受退休金，他还是决定缴纳。
在杨振家乡，每月能够拿上退休金的老人，属于村里的“上层人士”，养老底气足，平日里说话嗓门也能大几分。这是杨振下定决心给父母交养老保险的另一个原因。
养老待遇的差异，不经意地造成了养老人群之间的鸿沟。在我国，无业的农村和城市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有工作单位的劳动者，通过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来储备养老金，退休后按照政府确定的规则计算退休金。在退休待遇上，二者差异较大。据人社部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2987元，而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仅为179元。
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十分复杂，但这种复杂性，正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国情。
养老金待遇差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孙守纪对我国不同参保人群的养老金待遇差别做了研究。
孙守纪把参保人群分为三类：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而来）的人群、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参加企业年金的人群。据测算，同时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和企业年金的人群，退休后养老金领取对工资的替代率可达到136%，但参保率不足10%；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退休后养老金领取替代率为68.8%，参保率约为65%；只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群体，退休后养老金领取替代率只有3%左右，参保率约为75%。
2021年数据显示，我国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群体为5.48亿人，占10.29亿参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53%。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势必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收支不平衡。这可能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改革最困难的部分之一，迫切需要借助其他筹资渠道的支持。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被视为完善我国养老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解决方案之一。
今年11月，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启航，宣告个人养老时代来临。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即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目前，在全国36个试点城市，个人可以自主开立养老金账户，并享有每年1.2万元的税收优惠额度。
随着试点的启动，个人养老金制度被寄予厚望，有望改变多年来第三支柱养老的跛足问题。
参与个人养老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个人退休后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据孙守纪测算，假设个人缴费35年，预期退休后余命为20年，缴费率为8%，如果投资收益率接近工资增长率甚至低于工资增长率1个百分点左右，基本上能够将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增加20%。
毫无疑问，增加20%的工资替代率意义重大，尤其是对只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群体。
理论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参保群体的养老金最少，最需要通过个人养老金计划提高养老金水平。然而现实中，这部分人却没有太大动力去参与。
以杨振为例，他没有考虑给父母开户缴纳个人养老金，理由很简单，一是父母不是纳税人群，税收优惠政策对他们没有用处；二是他为父母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虽然也需要个人缴费，但是接近于“政府养老”，可以享受政府对灵活就业人群的补贴；第三，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每年都在上调，而个人养老金除了税收优惠之外目前没有其他政府补贴，吸引力有限。
这也是个人养老金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孙守纪表示，从职工和居民养老金待遇差别的角度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者参加个人养老金的紧迫性最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低、缴费能力有限，这导致个人养老金面临第一个困境：参保最紧迫的群体反而是参保可能性最低的群体。
从基本养老和企业年金之间参保率差距的视角看，发展个人养老金应该重点覆盖那些尚未参缴企业年金的群体。而企业年金参保者往往具有较强的缴费能力、企业匹配缴费的意愿也比较强，参保可能性最高。这导致个人养老金面临第二个困境：参保紧迫性最不高的群体反而是参保可能性最高的群体。
“这两个困境的核心仍然是个人养老金缴费要求与缴费能力、自愿参加与参保意愿之间的矛盾。”孙守纪说。
个人养老金覆盖面之忧
眼看12月将过完，2022年度减税额度即将过期，城市“打工人”积极讨论，要不要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来节税？
为了抓住年末开户时机，北上广深多家银行打出“开户每年最高省5400元税收优惠”“手机银行签约可得百元红包”等口号。深圳一位银行人士表示，他所在的支行年底前需要开1万户，这是“政治任务”。
节税是刺激开户最大的宣传点。但其实，5400元节税效应是建立在年薪百万的基础上。年薪在9.6万以下的工薪族，减免税额为零。如果用齐7项个税专项扣除的话，年收入超20万的人才有可能享受到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
于是，微不足道的节税额度似乎显得“鸡肋”：对年薪高的人吸引力不足；而年薪低的人一般更重视现金流，不太容易接受将一笔钱锁定到退休。
可以预见，在金融机构大力推广之下，短期内个人养老金的开户数字会快速上升。例如，在个人养老金开户上线十日后，广发银行便完成开户数超28万。但热闹归热闹，等第一波高需求人群开户之后，第二波、第三波将来自哪里？
2018年，财政部原副部长程丽华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表示，个税起征点调至5000元后，缴纳个税人数占我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5%。中信证券明明团队据此测算，2021年纳个税人口仅7000万左右，仅占参与全国基本养老保险10.29亿人中的6.89%。这意味着，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能激励的群体较为有限。
孙守纪认为，国外实践表明，自愿参加的补充养老保险的参保率都普遍较低。我国企业年金同样采取自愿参加模式，参保率不到10%。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负责人朱俊生对个人养老金市场空间也表达了谨慎观点。据他估算，即便对个税缴纳人员的覆盖面达到了40%，个人养老金的年筹资金额也只有3125亿元。而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观，达到8.9亿人，如果能达到劳动人口40%的覆盖率，年筹资额将达到4.27万亿元。
“目前这还是一个少数人的制度，要变成多数人的制度，需要对制度设计作出调整，但这可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事情。”朱俊生说。
影响成败的关键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投资收益。在相当程度上，投资收益率将决定这个制度能覆盖多少人。
11月4日发布的《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明确，个人养老金可投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全国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已录入个人养老金基金129只、养老保险产品7只，银行理财产品暂未显示。
已入库的129只公募基金，均是近年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4日，成立一年以上的养老目标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约为12%。
入库的7只养老保险产品是来自6家保险公司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期限一般在10~30年，设有最低保证利率。历史数据看，稳健型账户的年化结算利率在4%~6%之间，进取型账户在5%~6.1%之间。
目前，特定养老储蓄产品仅在合肥、广州等五个城市里的工农中建四大行开售。产品期限为5年、10年、15年、20年。同期限产品利率在各地也不一样，以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为例，工行在广州的利率可以达到4%，在青岛为3.5%。
参考各类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收益特征，如果以4%的年化收益率估算，假设一人每年交1.2万元个人养老金，积累30年，总投入36万元，退休后可得养老金70万元；积累20年，总投入24万元，退休后可得37.16万元；积累10年，总投入12万元，退休后可得14.98万元。若年化投资收益率提升到5%，同样积累30年、20年和10年，退休后个人可获得的养老金分别为83.71万元、41.66万元、15.85万元。
由此可见，个人养老金的杠杆效应，一是需要长期积累，二是对投资收益高度敏感，投资收益是未来个人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关键因素。
要论以投资收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社保基金是“优等生”。我国社保基金的运作已经有20年的历史，截至2021年，成立以来的社保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51%，累计投资收益金额1.63万亿元，增强了社会保障的给付能力，减轻了财政负担。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成效，孙守纪提醒，还应关注管理费对于投资收益的影响。对于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个人养老金而言，在给定缴费率和投资收益（风险）的情况下，管理费用是影响参保者退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以40年的投资期限为例，如果管理费用为账户余额的0.5%，那么管理费用占账户余额的比例为11%；如果管理费率提高到1.5%，那么管理费用占比将高达30%。
“结合世界各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经验，高昂的管理费用一度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影响了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声誉。如何降低管理费用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孙守纪表示。
寻求政府和市场的最大公约数
有人说，老百姓攒一辈子的钱，都用在了最后几年看一场病。医疗费的缺口，位居养老焦虑之首。
医疗费支出，目前是由医保、商保和个人“三方抬”。2021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城乡居民医保支出医疗费1.51万亿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的比例为69.3%；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医疗费1.50万亿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的比例为84.4%。虽然医保解决了政策范围内的大部分支出，但医保目录只保基本，要获得更好的治疗和服务，个人还需应对方方面面的花费。
商业保险对于分摊医疗费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商业健康险覆盖7亿以上人群，提供保险保障2110.98万亿元，赔付支出4074.74亿元。
养老不得不准备的，还有护理费用。失能是可以预见的风险。统计显示，65岁是老年人面临失能风险的重要转折点。无论是处于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失能状态的老年人，第一次出现较为明显的自理问题的年龄均为65岁左右，而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2021年为78.2岁。从失能到去世的这段时间，如何保障生活质量，不得不防。
我国正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制度，为重度失能人士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提供了一定保障。因为有政府补助，长护险也被称作除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和医疗“五险”之外的“第六险”。截至2021年底，长护险制度覆盖城市为49个、覆盖人数为1.45亿人，全国累计172万人获得了长护险待遇。
无论是长护险，还是托举了数亿人的医疗支出的地方大病医疗保险，以及近年在全国铺开的惠民保，都是政府和商业保险机构在合作中不断摸索，逐渐找到政府与市场最大公约数的成熟案例。
类似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建设提供借鉴。如何组织和调动各方力量，让政府兜底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与市场化、个人自愿缴费的第三支柱养老融合发展，值得思考。
朱俊生认为，发展私营养老金，是养老金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改革亟待深化，应将少数人的制度变成多数人的制度。
朱俊生建议，取消有社保账户才能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限制，为新经济、新就业形态中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个人养老金创造条件，成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调整和完善财税政策，拓展税收优惠方式，比如对低收入人群采取直接财政补贴的形式。
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养老金体系三支柱之间对接机制。我国第一支柱的个人账户以及第二、第三支柱都建立在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之上，不同支柱之间的个人账户功能重叠，但缺乏资金流动的通道与对接机制。因此在政策设计上，可以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打通，实现税收优惠政策、投资管理、缴费、账户记录和基金转移接续方面的衔接。
国外经验表明，建立不同支柱之间的对接机制，既有利于保护雇员的利益，也有助于第三支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