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人们称为新常态。作为新常态的标志现象，中国经济的速度、引擎、出口、资本、劳动、结构、城市化、城乡差别、总体差别、增长环境等十个方面，正在发生着日益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一、最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是，经济增长率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中国经济GDP总量已经跃上10万亿美元台阶。随着经济总量即基数的增大和提高，意味着增速将逐步放慢，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

 

　　我国经济GDP的增速多年平均近10%。自本世纪以来则从2007年14.16%的最高速，逐步降低到2010年的10.4%，2014年则再降至7.4%。这是我国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潜力深度挖掘的结果，还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动作为。以资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持久。

 

　　当然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速度。在质量改进、效率提高、结构均衡的基础上，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是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根据我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潜力还是巨大的。预计今后十年保持8%的年增速度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略低或更高些。这个潜力至少来自中西部梯度发展优势、资源效率提高的优势，特别是技术改造创新和体制改革创新将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我们不必为经济结构转型换挡所伴随的经济速度降低而焦虑，而只需针对很多领域还存在着的阻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解决这些阻碍发展的瓶颈制约，生产力的潜能就能够进一步地迸发出来。

 

　　二、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出口/投资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双推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次经过了出口导向拉动和投资增长拉动型的快速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开始大于资本形成的增长率，消费支出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为特征的经济体，必然会有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也历来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但是国内潜在市场的深层开发，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即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这样的基础正在形成中，2014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9.3%，显示了强劲的消费增长势头。近些年全球经济疲软致使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没有走出负数的阴影。同时自201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逐步放慢，从前几年高达百分之三十多回落到百分之十几。随着GDP增速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为消费需求的占比上升提供了空间，可能演绎出全球最佳的消费故事。随着社会财富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将会不断壮大，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预计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将接近达到人口半数左右，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将是目前的3倍以上，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中国经济正由要素拉动型转向消费需求驱动的持续增长型。

 

　　三、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但出口增速将持续减缓

 

　　加入WTO使我国参与全球市场，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在出口产品构成中最初占主体初级产品的比例已经逐步下降至不足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相应提高，其中一般加工品比例持续降低，而新技术产品比例逐步上升，文化产品出口也有一定比例提升。而出口地区仍以发达国家为主。

 

　　由于我国出口量大，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特别在全球经济疲软，失业率高启，经济增长减慢，导致各国不断设置贸易壁垒，使得我国一些产品的出口受阻，出口增长缓慢逐步成为一种新常态。今后我国必须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加速调整出口结构和出口区域。出口增长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年增16%、17%，应当准备今后出口增长会在一位数或者更低。应当加强对新兴经济体和亚非拉等国家的出口，分散单一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应当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积极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解决平台，争取有效解决各种贸易摩擦，维护我国出口产业的利益。这也可能是贸易领域的常态表现。

 

　　四、对外投资开始超过引进外资，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出口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推行“引进来”的政策，成功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我国是长期的资本净进口国。直到本世纪前后我国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近十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指数增长。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为1160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资约为1195.6亿美元，即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的比例约为0.97，已大致相当。如果加上中国企业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去年对外投资规模应在1400亿美元左右，高于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我国资本走出去，扩展其在全球范围的配置，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新优势。目前结合一路一带战略、丝路基金、亚投行的设立和运作，我国需要主动把握机遇，推进新一轮开放，推动国际分工向高端迈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输出、产能输出相结合，争取全球配制资源的更大空间。因此可以说，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前行的支撑点之一，只不过要从过去的“引进来”，转为现在的“走出去”。

 

　　五、劳动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劳动过剩正在转变为供不应求

 

　　我国长期呈现为一个劳动力绝对剩余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发挥剩余劳动优势和“人口红利”是我国近三十多年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国总体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最高时的74.53%，下降到2013年的73.92%，已呈现稳定下降趋势。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当时人口数量庞大的青壮年群体已步入老年期，老龄人口的形成速度快于新生人口数量，必然造成适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在持续推进，又需要大量劳动力。我国城市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随着城市化推进而逐步提高，至2013年升至28.1%，但其变动率自2007年开始下降，显示城市劳动就业人数增幅下降。农村劳动力仍可为城市劳动短缺提供一定补充，但“农民工”总量逐步减少，且后劲明显不足，农村过剩劳动力在城市化消化中，也面临老龄化的问题。2013年农村劳动力数量虽仍稍高于城市（约多500万人），但由于各地农村的加快发展，已难以持续地为城市提供便宜并充足的劳动力。这已经成为新常态标志之一。劳动力短缺、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外企“出逃”，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必须及时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劳动消耗型转向人力资本提高型，依靠技术进步，加快创新驱动，以替代和弥补劳动力缺口。

 

　　六、三产增加值逐步超过二产，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入新阶段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普遍规律指明，随着以人均收入标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二产和三产将依次加速并持续先后上升为主体。

 

　　我国的产业结构显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初期，一产增加值增长很快，但工业化的加速使工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一产并很快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同时三产比重如影随形逐步上升。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三产上升的速度就快于工业并成为主体。

 

　　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6.22万亿元，首次超过二产的增加值24.97万亿，去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若以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为指标，2014年我国工业化比率为69%，三产就业数量在1994年即超越二产，并在2011年超越一产。

 

　　目前一产与二产就业人数基本相当，唯三产就业数量最多。这里产值比和就业比的变动都是重要标志，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因为三产主要是服务业包括生产和生活服务。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任务就是把过剩产业的生产力转到三产领域。这既包括大量直接的生活服务业，也包括与我国作为初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当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都很高的社会服务设施，尤其是在城镇地下管网、污水处理等方面。目前的趋势已经逐步清晰。过剩产业加速出清，使产能从失衡走向优化，产业链向高档化迈进，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

 

　　七、我国城市化人口比例超过50%，进一步的城市化速度将减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城市长期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八十年代初的20%按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比例增长，在2011年超过50%，即城市居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4年达到54.77%。

 

　　数据表明，9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快速攀升，其中1996年上升速度近5%。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逐步接近和超过50%的均衡点，城镇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市化上升速度开始减缓，2014年下降到1.94%。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我国城市化远没有完成，但是进入到持久缓慢发展期。抑制城市化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特别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过度扩张将为城市的调水、输电、交通、治污等环境条件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在持续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全面进行城市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城市整体上特别是特大和大型城市的接纳能力。目前北上广深城市承载能力到达极限，珠三角已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城市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足。我国未来应以城市群为中心，扩大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的辐射能力，全面发展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我国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二元社会体制向一元发达体制过渡的过程，城市化将使全民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持续推进城镇化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需要从体制和政策导向上做更大的努力。

 

　　八、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别持续下降，但进一步下降的速度将减缓

 

　　随着城乡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差别终于在本世纪初由持续扩大转而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与2009年的最大值3.33下降到2014年为2.92。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长期持续较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公有经济特有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二元价格剪刀差制度、二元刚性户籍制度及与其相配套的二元福利待遇和管理体制。研究表明，城乡差别是我国总体差别的基本部分，占总差别的50%以上，因此城镇差别下降也必然带动总差别进入下降通道。而且相对于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以较大的城乡差别为特点的非市场二元刚性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承受更大的社会总差别并保持相对稳定。

 

　　当然，随着市场化改革及二元体制的松动，较大的城乡差别，也是造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存在的汹涌澎湃的农民工流动大潮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得到较高收入，从而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的收入差距。但是目前我国的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并且进一步缩小的障碍很多。为此应该加快改革二元体制，建立城乡综合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国家统筹的城乡医保、养老等福利体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径。

 

　　九、居民总收入差别进入公有经济倒U曲线的下降阶段，但下降速度迟缓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大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全国总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大为0.491（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值要低些为0.426，且认为处于安全水平），这之后呈现连续下降轨迹，2014年降至0.469（世行公布2011年数值降为0.370）。

 

　　从基尼系数的变化率来看，2008年以前大部分时间里，基尼系数的增幅较大，其中1986年甚至扩大了10.48%，但2000年后速度下降，预示着拐点的逐步临近，终于在2008年达到最大后进入下降区间。

 

　　目前总的收入差别程度虽然还相对较高，但已经在稳步改善之中，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正在从效率导向为主向兼顾公平导向转变，从“做大蛋糕”转向兼顾“分配蛋糕”，让更多人分享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重要标志。前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常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阶段，不少前期的半发达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些矛盾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我国总体差别的初步下降并不能完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说明收入分配领域已经没有问题了。事实上我国总差别的缓慢下降是与公有经济特点紧密相关的，除了由两种公有制决定的二元体制导致的较大城乡差别呈下降趋势外，我国公有经济中城镇差别低于农村差别必然在一定比例人口城镇化后导致总体基尼系数的下降。另外近些年我国主要是通过打击腐败、减少权力寻租等打击非法非正常收入而整顿了分配秩序。但是在垄断行业、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工种之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都是支撑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因此理顺社会分配关系，打破行业垄断门槛，推动地区间要素流动，降低居民总体差别，还要付出艰苦的工作。

 

　　十、单位GDP能耗及含碳量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减缓，环境问题仍很严重

 

　　我国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减少，2010年按现价计算为2.06吨，但是仍然高于其他一些有关国家，并且本世纪减少幅度明显变缓。这意味着新常态下环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难度在加大。我国向世界做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的蓄积量要增加13亿立方米，优化能源结构，从多方面力促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我国人均碳排放量比较低，但是与人均收入正相关。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GDP总量不断攀升，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

 

　　二氧化碳本身虽不是污染物，但其排放量反映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即虽然单位GDP污染减少，但总量上呈现出污染范围广、程度高的趋势。并且环境污染已从水污染、空气污染向土壤污染、海洋污染等多方面渗透，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环境承受值已接近底线。近些年来，我国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促进环保节能产业发展，加快产业改造升级，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真正实现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