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因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冲击遭遇挫折以及西方民粹思潮蔓延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正成为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引领全球化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全新动力。“一带一路”既为中国自身对外开放战略的全面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抓住中国机遇、积极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困途径。

　　新常态下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点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新常态。适应这种新形势新变化新常态，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自身发展所面对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新形势，也要求改革开放必须具有新内容，必须注入新内涵，必须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因此，中央先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又对利用外资引进外资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三方面显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国内改革的侧重点和基本方向，为中国经济面对眼前问题和长远矛盾提出了最基本的也是最积极的解决思路;“一带一路”倡议和更高层次的全面引进外资战略则全面把握了对外开放的两大基本点，“一带一路”主要是走出去，更高层次的引资战略则是引进来，这两点共同构成新形势下中国完整版的对外开放战略。而这三部分内容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具有崭新活力的2.0版的全新改革开放战略。

　　2015年3月，商务部发布“一带一路”路线图，明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这两条广袤而又雄伟的经济带人口超过20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存在着一个个未来一段时间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存在着巨大的合作和开发潜力。

　　2008年后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陷入衰退，至今仍复苏乏力。世界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2.3%，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虽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前景改善的带动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较2016年有所提升，但主要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风险也将威胁全球经济增长。报告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2.7%，明年增速将进一步升至2.9%，但均比世行去年6月份的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16以及2017、2018连续三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长均低于3%，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事实上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持续萧条。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辅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为全球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增长周期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增长极。当然，也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寻找到了新的战略依托。

　　“走出去”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的提出和积极推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超过20亿，本身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意愿抓住机遇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面向这一区域“走出去”，能够在提升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的同时，推动相关区域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取得双赢的结果。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金融业发展更为滞后，资金也相对匮乏，这些都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和制造业中包括通讯服务业在内的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上下游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业面向这一区域走出去，并取得积极成果。

　　借“一带一路”东风，我国企业走出去愈加频繁，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份相关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535.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较2015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这在全球贸易和我国对外贸易均疲软的情况下，也显现了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走出去的特定结果。但从根本上讲，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走出去的最大作用，还在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并进而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与地位。而这些，在这几年中国成功推进亚投行以及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过程中，都得到了有力验证。

　　妥善应对新挑战

　　在全球化遭遇暂时挫折的特定背景下，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积极走出去，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风险和问题。

　　一是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狙击”风险。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强大本能地具有抵触情绪甚至充满敌意，将遏制中国发展作为基本战略考量。从前些年中国加强与非洲的战略合作，到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围绕基础建设的投资合作，都曾遭到一些国家的阻挠。因此，中国企业在进行大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时，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时，必须保持极大的战略警惕。

　　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结构性风险。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个别国家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可能产生戒备、猜疑和防范，他们既不愿意放弃此次机遇，又担心中国在经济上主导完成区域整合，提升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力量;其次，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过于薄弱，加之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又具有投资周期和回报时间长的特点，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普遍面临能否收回的风险;最后，由于政局波动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投资损失的风险。

　　三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自身经营管理风险。很多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国际化管理能力薄弱，在运用政府力量保护企业走出去的相应能力与经验等不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主要是吸引外来投资大国，吸引外资数量在发展中国家始终居于首位。现在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即使是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也同样面临自身国际化经营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政府如何对企业国际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给予有效保护和积极扶持相关经验不足、相关制度缺失和相关措施远不到位的问题。

　　妥善应对上述风险，从思路上看，关键在于发挥好政府和企业双方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协调。

　　首先，政府不但要给予企业以战略指导、信息指引，还要进行政策扶持。并且对于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的国家级项目和整体开发项目，以及类似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项目，必须坚持由政府主导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积极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狙击”时，发挥出整体经济实力，从而避免大的决策失误和投资损失。

　　其次，要区分企业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走出去”战略。对具备较强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实力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可以在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鼓励其自主选择走出去的具体方式和相应路径。对民营企业，鉴于其经济实力和具体经营水平，则应通过政策扶持和信息引导，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以形成相对强大的规模实力。

　　此外，还必须解决好如何以“一带一路”和企业“走出去”为依托，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汇率风险，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可能面对的换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