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种名为格列卫的药被称为“神药”，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我吃了三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患者这句无奈心酸的话，让许多人潸然泪下。而众所周知的进口专利药与印度仿制药悬殊的价格落差，也让人震惊。

热议中，中国该不该效仿印度，对进口高价药进行“专利强制许可”，是争论最多的话题。

万不得已才用强制许可“核武器”

格列卫是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救命药。但救命药却卖出天价令人无法接受。

为什么格列卫这么贵?知乎上有一句经典回答：“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原研药研发周期漫长，投入巨大，风险极高。在专利保护期内，为了尽可能地收回成本并赚取足够的利润，在哪个国家卖都不会便宜。以格列卫为例，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整整耗费五十年，投资超过50亿美元。

这时，也许又有人会说，“如果我国也像印度一样，进行专利强制许可，在无需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药品仿制，药价就不会这么贵了。”

“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南京理工大学吴广海教授解释说，1993年，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对专利法进行了修订，以满足《TRIPS协定》《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其中，删除了对药品不授予专利的规定。

而印度1995年加入WTO时也修订了专利法，但是对1995年之前的药品专利不予保护，而且印度还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10年过渡期，仿制药生存空间大增。同时，印度还会行使“专利强制许可”特权，生产仍在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比如，印度专利局向Natco公司签发“强制许可”，以生产德国拜耳公司的肝癌药物“多吉美”的仿制药，其理由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

“药品强制仿制(强仿)制度中国也有，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启动。”据吴广海介绍，我国专利法对于“专利的强制许可”有专门规定，涉及第48—58条。针对药品，只有在“未实施”“反垄断”“紧急状态”“公共利益”这四种状态下，才能考虑是否启动专利强制许可。

吴广海说，“专利强制许可就像核武器，威慑作用大，但负面作用更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而一些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时才会启动，比如泰国、南非在艾滋病疫情暴发时也曾启用过。

专利制度当筹码助阵药价谈判

“这些药厂就是靠吃人血馒头活的。”记者也曾听到过一位中年女性咬牙切齿地说。

需要特殊药品的普通人，如果情绪控制稍不理性，就会对瑞士诺华制药这样的企业恨之入骨。弱者当然需要同情，但具体到个案上，主要还是得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药品上体现出的价值，更多是用来在药价谈判中扮演重量级的筹码作用。

如前所述，国产仿制药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的时候，患者还有另外一根救命稻草：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即由政府出面，向原产药企压低售价。

中国药科大学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主任孙立冰介绍说，正因为有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威慑力存在，使得2017年医保目录药品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最终有36种新药纳入目录，其中15种是治疗肿瘤药，平均降价幅度44%。比如治疗乳腺癌的“救命药”赫赛汀，通过医保报销后，原研药比印度仿制药还便宜。

但在现实中，许多病患家属仍存有疑惑：一些进口原研药在去除关税、增值税后，为何价格依然高于其他国家?

“这说明中国医药产业的议价能力还不够。”孙立冰认为，如果中国能研发出“me-too”药物(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其药效和同类的突破性药物相当)，天价药就不会存在。“说白了，还是我们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东西。”

以格列卫为例，其专利保护期在2013年到期后，3款国产仿制药迅速拿到生产批文。仿制药的出现，使格列卫降价一半。近日，江苏豪森药业生产的 “昕维”，成为首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伊马替尼，这也意味着格列卫的国产仿制药被证明与原研药药效一致，专家预计这将进一步抢占格列卫的市场份额。

面对重大疾病，仿制药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对一个国家的医药产业和全民健康作出贡献。中国是仿制药大国，95%以上的西药是仿制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依靠仿制药保障全民健康不现实也很危险。

既是保障制度也是博弈手段

“专利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专利制度本质是保护创新。”吴广海说，中国药企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不足、仿制成风，“如果辛辛苦苦打拼挣下的家产，被一句强盗逻辑论调就轻易夺走，那么以后谁还会勤奋劳作?”

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积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因此，受访专家认为，我国不可能在专利制度上开倒车。但是现有的法条和政策文件仍有充分利用的空间。

“国务院这份最新发布的完善仿制药政策文件，释放出新的信号，大有激活强仿制度的态势。”吴广海说，国务院办公厅4月3日对外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路径，“这就是给有关部门授权，相当于尚方宝剑。”

《意见》称，要“依法分类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高药品可及性”，并“鼓励专利权人实施自愿许可”。

“大部分厂商是不愿被裁定专利强制许可的。因为相比专利自愿许可，在强制许可情形下，专利权人对专利使用费数额确定的主动权将被削弱。”吴广海认为，这份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增添了药品价格谈判中的筹码，通过对专利权人施加压力，促使专利药通过谈判取得降价效果。

专家称，专利制度不仅保护了发明创造不受侵犯，对专利权人也有一定的制衡，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作用更是巨大。

“如果一个专利产品海外市场的价格远低于国内价格，那么就可以通过‘平行进口’的方式，由第三方从海外购买再销售到国内，从而击破厂家的价格策略。”吴广海说，我国专利法通过2008年的第三次修改，已经确立了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主动奠定了基础。

受访专家建议，国内企业应仔细研究并灵活运用专利武器，从而在对外贸易和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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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将迎来更多市场机遇

吃不起万元格列卫的患者们冒着风险从印度代购更为廉价的仿制药，这既是病患的无奈，更是国产药市场的悲哀。

日前，江苏豪森药业“昕维”成为首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伊马替尼，这也意味着格列卫的国产仿制药“昕维”被证明与原研药药效一致。随着仿制药的药效不断被证明且被纳入医保范围，价格更加低廉的仿制药将迎来更多的市场机遇。

但目前市场的状况是，患者对于仿制药有所顾虑，国内药企对于仿制药的热情也并不算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介绍，做仿制药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药企却没有动力去做高质量仿制药，这是因为强势的公立医院更喜欢高价药。“在国内的药品市场中，公立医疗机构掌握着75%以上的药品零售，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药企，都牢牢占据垄断地位。”朱恒鹏如是分析。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合伙人赵衡表示：“现在一致性评级通过后，仿制药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因为未来医保支付价会根据仿制药的价格来确定，原研药不降价，医生和医院也没法用了，因为超出了医保支付价的部分就成为了医院的成本，医院也无法再去那么喜欢使用高价药了。”

最近，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再次走入大众视野，将过去少为人知的抗癌救命药推到了人们眼前。对于这一并不多见的病症，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率在成年人中不及十万分之一。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熟练地说出“格列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专业名词。有人感叹“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得病”，现实中原研药专利保护的屏障到期消失后，人们依然面临难以获得平价抗癌药品的问题。

人工智能参与研发可大幅降低成本

格列卫是药品作为商品时的名字，它的有效成分是甲磺酸伊马替尼。这一有效化学成分的先导化合物是上世纪90年代来自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共同获得的。

资料显示，他们在筛选化合物时，针对的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因为它的致病机制在当时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是由于细胞核中第9号染色体长臂上的一部分，与第22号染色体长臂上的一部分进行了交换。

两段染色体的“张冠李戴”，正巧把两个关键基因“横腰斩断”，也就是说由于互换，两个基因“嫁接”了，致使不正常基因编码出的蛋白质在细胞生长、增殖、分化中起了“坏作用”——“病态”细胞中的络氨酸激酶始终打开、无法调控关闭，血液中的粒细胞不受控制地大量产生，挤压了正常造血细胞的生存空间。

在此基础上，靶向药“格列卫”的开发正是瞄着“开关坏了”的络氨酸激酶去的，经过反复筛选，科研团队找到了一种化合物，它的化学键正好结合了酶的活性中心，抑制了酶的活性，阻止它发生作用，进而叫停了粒细胞的产生。因为错误的基因用药后仍然存在，因此需要持续用药，持续抑制不断合成的错误蛋白发生作用。

格列卫的“神”，即便是近些年被追捧的免疫治疗也有逊色的地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鲁智豪博士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介绍：“大部分肿瘤，如肺癌、乳腺癌等的免疫治疗有效率仅为10%—30%。而我国胃肠道肿瘤的免疫治疗总体有效率仅约17.1%。”然而，格列卫使“慢粒”病人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90%，且长期服用不产生抗药性，也就是说，任凭癌细胞狡猾地突变也会被钳制，这意味着该药物结合抑制的正是致病突变蛋白的核心功能结构域。

目前，格列卫已经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十种不同癌症的治疗。甚至还有报道称，格列卫对于糖尿病也有一定的疗效。

这款“神药”，从发现染色体变异到确定突变基因再到确定突变蛋白，进而筛选出小分子设计出药物，通过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直到上市，这条完整的链条经历了近50年。在国际上，由于发展成熟，新药研发链条已经形成产业链，而我国由于起步晚、制度壁垒等原因，目前还没有成规模的产业链条。

如今，人们有更好的方法设计新药，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以将这个时间段成倍缩短。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家Brian Kobilka表示，当人们从众多小分子中测试其余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效果时，可以引入人工智能手段，经过电脑初筛后，需要筛选的分子将从100万个减少到10万个。在实际应用中，人工智能初筛能够帮助新药研制的周期至少缩短一半。而从目标基因和蛋白入手的理性设计将更容易拥有无抗药性等“神药”特性，也很有希望能够大大降低新药开发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