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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发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坚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前，前秦君主苻坚先后灭前燕、仇池、前凉、拓跋氏代国，攻克东晋的益、梁二州（今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资治通鉴》将之概括为“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志得意满的他把并购的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淝水之战志在灭晋。但是，苻坚的重要辅佐王猛在临终前劝苻坚不要攻晋，他的原话是“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意为：东晋虽然只是偏安江南一隅，但是承袭了正统地位，上下团结和睦，希望在臣辞世之后，朝廷不会对晋有所图谋。鲜卑、羌族，是我们的仇敌，终究要成为祸患，应当逐渐翦除他们，以有利于我们国家。王猛入殓时，苻坚三次临柩悼别，但是他对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夺吾景略（王猛的字）之速也！”——难道上天不想让我一统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夺走我的景略!苻坚痛惜王猛的去世，但是出发点和王猛的临终的嘱托却是完全相反。对此次“并购”，这里主要从技术上分析，而无需牵扯过多的道义因素。苻坚不听王猛的遗言，决心兼并东晋。382年十月他大会群臣，征求意见，大多数人包括谋臣权翼、其弟阳平公苻融等都反对，只有原前燕吴王、现任前秦冠军将军、京兆尹的慕容垂捧场——他先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是“理势自然“，再夸苻坚“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他还举了晋武帝平吴，所仗者不过张华、杜预等二三个臣子而已的例子，指出“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壹之功乎！”苻坚大悦，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

”苻坚如果能穿越到金庸小说系列中的北宋，或许就知道这是慕容博策划雁门关事件的家传“斗转星移”坑爹神功。不过严格来说，鲜卑慕容垂和羌族姚苌虽然曾经是前秦的敌人，内心深处或许也有乘机作乱的念头，但是他们被任为高官不能说是苻坚的失策。事实上，慕容垂和姚苌也确实为前秦立下过大功，论功行赏，并无不当，而苻坚的豁达大度、仁义为怀不能因为最终的失败就被认为是“柔仁邀名”的妇人之仁和骄矜自满，最多只能说在民族矛盾仍然尖锐的时代，他的胸怀器具有点过于超前了。当然，淝水之战的失败还另有其他的原因。苻坚驳石越长江难渡之谏言说：“仲谋（案指孙权）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案指西晋龙骧将军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上面提到慕容垂认为南进定策，不能筑室道谋，也举晋武平吴之战为辞。

前秦臣僚赞同苻坚之见者是极少数，但是西晋灭吴之战的成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苻坚执意南侵，其心目中以平吴之战作为参照，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也以此两次并购对照来看，情况或许就很了然了。这两次并购，实力方面都是并购方强、被并购方弱，并购方又有从蜀地顺流而下的地利，因而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西晋和前秦并购南方目标，臣僚都是赞同者少而异议者多；西晋以持异议的贾充为平吴的元帅，前秦以持异议的皇弟苻融为前锋，这种种情况又极为相似。两次并购相同相似之处不少而结局迥然相异，是由于差异的条件起着更大作用的缘故。

西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筹划攻吴，始于泰始五年（269年），早于灭吴的咸宁五年（279年）十年。同一年，武帝任命征东大将军卫瑾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司马佃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采纳羊祜的建议，使益州刺史王濬留任，“密令修舟揖为顺流之计”。与此同时，武帝对孙吴实行怀柔攻心策略，封拜蜀汉后主刘禅子孙及群臣爵位，叙用蜀汉旧臣子弟为官，如任命诸葛亮之孙诸葛京为官。而羊祜的作战方略是咸宁二年（276年）确定的，内容是：“梁益之兵（案指王濬、唐彬）水陆俱下，荆楚之众（案指羊祜自己，羊祜去世后为镇南大将军杜预）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案指胡奋、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案指王浑、司马伷）并向秣陵。

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案指王濬）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战争发动时，羊祜已去世，反对派贾充成为元帅，但五路齐头并进的方略，据《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及《晋书•武帝纪》的记载，与羊祜当年的策划完全相同。由此可见，西晋并购东吴的方案经过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充分准备，部署上有正有奇，首尾策应，力求使并购目标处于被动地位，一处失利则全局动摇。

历史上总体评价是个庸主昏君的晋武帝，在这次并购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却是果断明决，杜预、王濬等将领临战不拘泥于命令，善于抓住战机，终于迎来胜利。唐代诗豪刘禹锡的名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正是这次成功的并购案的文学化描述。反观前秦，恰恰没有具备西晋平吴之战的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第一，苻坚在内部整合上没有做足功课。

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和杀高贵乡公曹髦事件，已经潜移魏祚，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何晏等人“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这种见于司马氏对手的言论，绝对不会存心贬抑，应该是真实可靠的。虽然后来东晋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然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但逆取能顺守，灭吴前的晋武帝还是明君的形象。而苻坚虽然采取了相对正确的宽仁的民族政策，政治也比较修明，但始终未能消弭潜在的尖锐民族矛盾，使前秦不具备足以支持大规模并购的群众基础。

第二，苻坚在并购直接所需资源上的准备极不充分。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史传以此称道苻坚伐晋出师之盛，百年所未见。

实际上这如果不是文学化的夸张的话，究其实恐怕不过是一批被强征的新兵，仿佛没有串起的铜钱散处道路：试看苻坚刚到项城，凉州兵才到咸阳，幽、冀二州的兵才到彭城，这么长的战线，哪里谈得上形成战斗力。沈起炜教授认为只有苻融等军约三十万人到底颖口和寿阳，参加淝水之战的前秦军只有全军的三分之一，但考虑到前锋所部诸军包括驰赴各处的慕容垂、慕容韪等军，所以在淝水前线之兵应当只有十余万之众；而东晋这时新组建的由谢石、谢玄为统帅，刘牢之为参军的北府军有八万之众，双方的力量对比其实没有后世史传为夸说“以少胜多”所强调的那么悬殊。苻大爷，说好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呢？况且，西线姚苌和裴元略的前秦水军八万，因为只准备了一年舟船，根本无法像王濬那样顺流而下，中线前秦部队也按兵不动，而东晋上游有和谢安并称为“江表伟人”的桓冲镇守，苻坚等于完全丧失了这二路的战略战役功能。第三，苻坚没有构架内部信息传递系统并清除内部的商业间谍。论者多认为淝水之战苻坚的败因是前秦军队中的鲜卑人和羌族人促成的，其实不然，战役过程中鲜卑慕容垂和羌族姚苌及其所率领的部队都不在前线现场。

但是，东晋被俘将领朱序、前凉被俘君主张天锡等人都在军中，其他民族离心离德之人也不在少数，而苻坚竟然派朱序前往晋营劝降，朱序趁机将前秦军队的情况全部告诉谢石、谢玄，并建议他们乘前秦百万之众未至从速进攻。所以等苻坚、苻融接受晋军建议后退，设想等晋军半渡而击的时候——这个设想本来没错，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大谈仁义，拒绝大司马子鱼的半渡而击就是个反例，只要稳住阵脚，在晋军过河时迎头痛击，完全能够击败晋军——后方因为不明为何要撤退，加上朱序等大叫：“秦军败了！”，再加上述第二条讲到的人情不附，前秦军竟然出现了羊群效应般的大恐慌，争先恐后逃跑，乱作一团。此时，苻融摔倒而死，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不难发现：只要前秦军队信息通畅、指挥有方、组织严密，这种乌龙事件是绝不会产生的。第四，苻坚的决策心态出现了问题。

苻坚的“投鞭断流”是狂妄也好，是自信也罢，作为战前战中的主要决策者的心态，本没有什么不当。可是他一遇挫折，就把八公山的草木都认为是晋军，哪里有一代霸主应有的果断明决的气场？而同样是不赞同战事的统帅，平吴之战的元帅贾充只是身处后方无为而治，而阳平公苻融却身在第一线直接指挥，指挥官厌战的心态对周围将士的感染也是不能不令人担忧的，这或许也是乌龙事件的心理基础之一。由上述分析引申，当今企业组织之间的并购，既要正确评估自身的技术能力、融资能力、可获得的支持度和舆情、市场反应的因素；也要正确评估并购目标，对并购目标的产业前景、技术价值以及并购的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对目标企业未来收益能力做出合理的预期；过程中企业决策者的果断明决和冷静平和兼备的心态也极其重要。质言之，只有天时地利人和皆备，才能实现并购的目标。西晋平吴之战和前秦淝水之战这一正一反两个案例，足资我们的企业组织作为镜鉴。

而从另一个视角，淝水之战对前秦而言其实只是一次乌龙事件导致的战役失败，说到底未伤根本，可是居然最终导致前秦整个帝国的崩解，其根本原因还是苻坚没有练好内功，他的整合内力不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前秦只是杉山正明教授所说“瞬间的帝国”，很多内力只是曾经拥有，不是天长地久；第二，对慕容垂、姚苌等“异种真气”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化解，一遇变故，正如《笑傲江湖》中任我行“中了左冷禅的寒冰真气后，一直强自抑制，此刻终于镇压不住，寒气发作了出来”。可怜苻坚身边不像段正淳有秦红棉阮星竹，也不像任我行有向问天任盈盈，一代英主众叛亲离，末路竟然变成了丁春秋或者云中鹤。